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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生日那天，我恰好在伦敦。规划的行程，是去大英博物馆打发一整天。
大英博物馆的主展厅不定期会有展览，那一天的展览名叫“livinganddying”：长长的展台，铺满了各种药丸和医疗器械，每一列都隶属于最下面标注出的一个个主人公——这里陈列着已逝去的人们自认为生命最美好、最痛苦时刻的照片，以及，他最后时刻的面容。
看着这一张张面孔，我突然想起重病八年、已经离世的父亲，他恰是在三十岁那年有了我这个儿子的。
我当时来来回回地阅读这展览上的每张照片，每段人生，忍不住揣想，当时的父亲应该也和三十岁的我一样，已经度过了人生的懵懂期。世界已经帮他剔除掉天真的虚妄，岁月也悄悄开始把他的脸捏出折痕，当时的他应该已经和真实的世界迎面撞上。他是否已经找到办法和自己身上的欲望讲和他如何理解这个朝他的人生扑面而来的新生命后来的命运如何潜伏在父亲周围，然后一点点把他最终捕获
我才发觉，我其实不认识父亲，即使我们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严格来说，我只是知道他的人生，只是知道他作为父亲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参与的故事，我没有真正地看见并理解他。
而认识到这一点，让我异常难受。
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而有了这样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见”那个人，也才会发觉，这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出各自模样和体系的人。
显然，我没能“看见”我的父亲，也已经来不及这样去看父亲了，他已从我的生活中退场。我开始担心，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错过更多的人。这惶恐，犹如一种根本的意识，就这么植入了内心。
从伦敦回来的一个月后，我试图以仅有的记忆建构一篇文章，尽可能地去寻找父亲，抵达父亲，看见父亲——便是残疾。这是挽留，告别，也是对内心惶恐的交代。
也是从那篇文章开始，生发出一种紧迫感：我应该看见更多的人。这是对路过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这也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个人唯一可行的努力。还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也从那时候开始，写这本书，就不仅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须做的事情”了——我在那时候才恍惚明白写作的意义——写作不仅仅是种技能，是表达，而更是让自己和他人“看见”更多人、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让每个人的人生体验尽可能完整的路径。
这样的认识下，写作注定是艰难的。
在正式从事媒体工作之前，我是个文学青年，之所以做媒体，最初的原因是为了养活自己，同时暗自怀抱着的目标是：以现实的复杂锻炼自我的笔力，然后回归文学。在做媒体的这十一年，我写了二百六七十万字的报道，这让我明白，媒体写作另外有复杂宽广的空间，也让我自以为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笔力，可以面对自我，面对我在乎的一切人。
然而当我真正动笔时，才发觉，这无疑像一个医生，最终把手术刀划向自己。写别人时，可以模拟对象的痛感，但最终不用承担。而在写这本书时，每一笔每一刀的痛楚，都可以通过我敲打的一个字句，直接、完整地传达到我的内心。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或许这才是写作真正的感觉。也才理解，为什么许多作家的第一本都是从自己和自己在乎的部分写起：或许只有当一个写作者，彻彻底底地解剖过自我一次，他书写起其他每个肉体，才会足够的尊敬和理解。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文章就像是从自己的骨头里抠出来的。那些因为太过在乎、太过珍贵，而被自己刻在骨头里的故事，最终通过文字，一点点重新被“拓”出来，呈现出当时的样子和感受。我是在写母亲的房子的时候，才真正看见并理解，母亲那永远说不出口的爱情；在写皮囊时，才明白阿太试图留给我的最好的遗产；写我的神明朋友时，才知道人是需要如何的帮助才能让自己从情感的巨大冲击中逃脱这次的写作让我最终尽可能地“看见”我想珍惜的人，也让我清晰地看到，藏在人生里的，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人各有异，这是一种幸运：一个个风格迥异的人，构成了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丰富的世界。但人本质上又那么一致，这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有心，便能通过这共通的部分，最终看见彼此，映照出彼此，温暖彼此。
这是我认为的“写作的终极意义”，这是我认为的“阅读的终极意义”。我因此多么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或提醒读者，“看见”自己，“看见”更多人。
以这本书献给已经离世的父亲、阿太，献给陪伴着我的母亲、妻子、姐姐和女儿。
我爱你们，而且我知道，你们也那么爱我。
蔡崇达
2014年11月11日
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帮助读者发现自己的内心。
——马塞尔普鲁斯特
